凡亲近观赏过莫高窟壁画的人都不难发现，除经变画、礼佛的宏大主题之外，再现俗世生活亦是其中的寻常叙事。从农耕生产、狩猎出行、婚丧嫁娶、制陶冶铁、捕鱼屠宰、上学嫁娶、歌舞百戏、商旅往来、市井炊事及民俗生活等都多有表现，成了研究历史地理、古代科技、文化艺术、民俗风情等方面极为珍贵的史料，自然也使莫高窟壁画多了人间温情，烟火之气。

　　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必经驿站，中国西北边陲上的对外贸易之城，曾经热闹繁华一时。当年云集了东来西往的使臣、僧侣和商队；官员们用马球赛迎接贵宾；市场上有专门的旅游店铺，可请到职业的向导和驼队；有礼仪学校和翻译学校。据《晋志》记载，敦煌郡是当时凉州辖有八郡中最大的，有12个县6300户。至唐代天宝年间，人口已达3万余人。每年的腊月初八，为当地的燃灯节，人们燃灯欢庆，载歌载舞。莫高窟壁画《燃灯图》中的灯轮，有的有十多层高，整个灯轮上可以燃灯上百个。

　　既是商业之城，商人自然成了壁画中的主角。莫高窟有一幅北周时的商旅图：两支商队相遇桥头，桥上是中原商贾，骑着马，赶着满载货物的毛驴，另一端桥下，胡商牵着骆驼等待过桥，一来一往，反映中西交往的频繁。有意思的是，第45窟竟是幅《路遇劫匪》壁画。商旅凶险可以想见，不独自然环境恶劣，大漠漫漫，长途跋涉，而遭遇强盗袭击也是逃不过的劫数。无名画师不为地方所讳，竟然把这一幕定格在第45窟。面对手拿长矛类武器的强盗，走在最前面的商人只好放下货物，躬身乞求，一副战战兢兢的模样。

　　直到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让观众似乎仍能听到商人们紧张的心跳。

　　因与中原经济发达地区的广泛交往，敦煌农业自古就比较发达。其壁画中，就用简洁朴素的线条勾勒出了当年百姓农耕的情景。《雨中耕作》中，有农人戴着斗笠肩挑着庄稼匆忙赶路。而另一边，一农夫仍扬着鞭子赶着一头牛儿在耕地。农夫弯腰曲背，与牛儿昂首挺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值得一说的是，当年打谷场上所用的扫把，系用庄稼秸杆所扎，至今仍为街头的清洁工所用。

　　在莫高窟的壁画中，也可以窥得当年婚俗之一斑。唐代的敦煌，女人的地位并不低，当时流行着在新娘家的青庐里拜堂成亲的风俗。从壁画上看，所谓青庐类似于蒙古包一样的小帐篷。拜天地，拜高堂是男拜女不拜，新郎须行跪礼，而新娘只要作揖就可以了。在女家成亲，男拜女不拜，在10世纪的敦煌非常流行，据说是受到生活在敦煌周围的少数民族的影响。在我看来，也是西风东渐文明浸润的产物。

　　说到婚嫁，自不免提及女性的妆容时尚。“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自北朝民歌《木兰诗》。而花黄也称花子，是古代妇女脸部的装饰品，用彩色光纸、绸罗、云母片、蝉翼、蜻蜓翅乃至鱼骨等为原料，染成金黄、霁红或翠绿等色，剪作花、鸟、鱼等形，粘贴于额头、酒靥、嘴角、鬓边等处。据称至南北朝隋唐时始成为流行的妇女面饰。刘禹锡诗云:“花面丫头十三四，春来绰约向人扶。”莫高窟壁画中的女性就有贴花儿的时尚流行，其中有一名妇女，脸上竟贴了23只花。在今人看来，未免十分怪异。

　　由于不同的民族都汇聚到那里，使敦煌如同纽约、伦敦之类现代都市，时尚流行，文化多元，各领风骚，“梳什么样的头，穿什么样的衣服，大家都不以为怪。”

　　少年儿童从来都是世俗生活的中心，也是莫高窟壁画中不可或缺的主题。据统计，莫高窟有儿童图像的洞窟183个，约占洞窟总数的37%。时间从北朝到宋元跨度长达千年，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儿童形象逐步脱离宗教色彩，越来越向世俗生活方向发展。从第156窟母亲推着童车出场，到第112窟的群童采花、第217窟童子叠罗汉、第148窟的童子演奏乐器，直到第468窟的学堂拜师读书，反映了中古时期儿童学前生活的方方面面，堪称构成了一部中古儿童生活史，可圈可点，可感可叹。

　　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佛陀世荣之悲惨世界》中描绘了巨大、超然的佛像俯视着芸芸众生，但就是那些渺小的芸芸众生建立了如此辉煌的艺术工程，折射出久远时代的梦想与祈求。所以，壁画更是一部思想史，揭示了“华夏传统终于战胜了反理性的神秘迷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