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只要看到学校的国旗升起来，我们就知道该上学了。

　　升旗的除了老那，不会有别人，因为老那是我们嘎查小学的校长。他除了是校长，还是我们的蒙语老师、汉语老师、数学老师和体育老师，是我们所有正课副课的老师。整个学校只有他一个人，可谓“光杆”校长。

　　老那叫那日苏，但没人叫他那日苏，也没人叫他那校长，包括我们学生在内，背地里都喊他老那。老那究竟在我们嘎查小学当了多少年校长，没人说得清，反正我爸上学时他就是校长。还有人说，嘎查小学创立时老那就是校长。用现在流行的说法，他属于创校校长。

　　老那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就是每天早上六点准时起床升旗。一旦哪天没升旗，意思就是学校放假。起初我们连什么是星期都不知道，时间久了才知道一个星期是七天，星期天休息。在我们嘎查，谁都不习惯按星期过日子，每天还是看老那升旗没有，升旗了就赶紧催自家孩子起床上学。

　　老那的“旗语”在我们巴音诺尔嘎查真的挺实用。我们嘎查地势虽然平坦，却是出了名的“幅员辽阔”——这个词也是老那用半生不熟的汉语教给我们的。各家各户住得特别远，升旗是最简单有效的联系方式。

　　老那吃住都在学校，平时没事也很少离开学校。如果有事，通常就是作为优秀教师代表去苏木或是旗里乃至盟里领奖。老那觉得，自己每天就是给孩子们教教课，水平不高，能力有限，很多知识都不掌握，比他优秀的应该大有人在，怎么老被评上“优秀教师”呢？

　　老那想不通，我们当时也想不通，但我们总是热切盼望老那去参加颁奖大会。那样我们不仅能放一天或是两天假，老那还会给我们带回一些喜欢的物件儿。有时是一副羽毛球拍，有时是一副乒乓球拍。我们就在操场上用粉笔画一条线，或是把课桌拼起来摆上砖头拉开架势打，别提有多高兴了。最让我们激动的，是有一次老那去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领奖。我们难得地一连放了三天假，老那回来还给我们带回一只崭新的足球。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真的足球，所有人都抢着上去踢，每个人都捞不着几脚，却乐疯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些东西都是老那用自己得奖的奖金买的。他除了给我们带礼物，每次还会买些粉笔、三角板之类教具文具，肩上的帆布袋子总是鼓鼓囊囊。当然，袋子里除了这些，一定还能找到一面崭新的国旗。

　　我们嘎查地处科尔沁草原腹地，夜间风大，每天傍晚老那都要把国旗降下来收好。尽管这般爱护，国旗还是经不住风吹日晒。因此只要有机会出门，老那就一定会买一面新国旗回来。

　　老那的两个儿子都很有出息，一个是北京一所著名大学的博士，一个在国外一家顶尖科技公司任职。他们都想将老那接到他们身边去，但老那从来没动过这种念头，一心只想留在嘎查小学当他的光杆校长。

　　多年以后，巴音诺尔小学早已不在，巴音诺尔嘎查已经异地搬迁安置，但我们所有人都决定在同一个时间赶回来。

　　在老那的葬礼上，我们热泪奔涌，当年想不通的事早已想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