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引导侦查取证 社会治理

　　【要旨】

　　对于掩饰、隐瞒刑事案件中数额的认定，要结合全案证据进行审查，准确区分每个人的涉案金额，进而为精准量刑奠定基础。掩饰、隐瞒上下游涉案人员多且分布范围广的特殊情况，要深挖彻查。上游犯罪事实成立指的是上游犯罪行为确实存在，不要求必须是已经由刑事判决确认的犯罪，亦即无论上游犯罪的嫌疑人是否归案、是否被判处刑罚，均不影响上游犯罪事实的成立，更不影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认定。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涉及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等生态环境的，刑事检察部门要和公益诉讼部门加强协作配合，督促协同行政监管部门，统筹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修复受损公益。

　　【基本案情】

　　2015年至2018年期间，在灌云、盐城、上海等地形成了以被告人徐开浪、孟凡亿为中心的野生蟾蜍买卖、销售产业链，涉及人员多，收购数量大，影响了当地生态环境。具体犯罪事实分述如下：

　　1.2015 年至2018年11 月，被告人徐开浪从顾祥华（已起诉）、封士红（已起诉）、黄长松（另案处理）、封必文（另案处理）等多人手中多次收购野生蟾蜍约10.4万斤，收购达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五万元以上。之后又将蟾蜍销售给孟凡亿、宋诗平、郭成林（另案处理）或是提取蟾酥销售。

　　2.2015 年至2018年11 月，被告人孟凡亿从徐开浪、周荣华、杨永银、汪学科、吕建华等人处收购野生蟾蜍约25.16万斤，收购达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五万元以上。之后又将蟾蜍销售给上海水产市场或是提取蟾酥销售。

　　3.2017年至2018年8月份，被告人宋诗平从徐开浪处收购野生蟾蜍约0.2万斤。

　　4.2015年至2018年8、9月份，被告人周荣华收购野生蟾蜍约14.2万斤销售给孟凡亿。

　　5.2015年至2018年10月份，被告人吕建华收购野生蟾蜍约7.5万斤销售给孟凡亿。

　　6.2016年至2017年底，被告人杨永银收购野生蟾蜍约0.58万斤销售给孟凡亿。

　　7.2018年10月至2018年11月，被告人汪学科收购野生蟾蜍约0.58万斤销售给孟凡亿。

　　8.2016年8月至2018年，被告人季红从孟凡亿处购买野生蟾蜍约2万斤用于水产销售。

　　9.2018年5月至8月份，被告人施梅香从孟凡亿处购买野生蟾蜍约0.21万斤用于水产销售。

　　10.2018年8月份，被告人祁天锦从孟凡亿处购买野生蟾蜍约500斤用于水产销售。

　　11.2018年3月至8月份，被告人张吉忠从孟凡亿处购买野生蟾蜍约1.1万斤用于水产销售。

　　12.2015年至2018年上半年，被告人沈爱芳从孟凡亿处购买野生蟾蜍约6.8万斤用于水产销售。

　　13.2018年7月份至10月份，被告人成为国从孟凡亿处购买野生蟾蜍约0.34万斤用于水产销售。

　　14.2017年至2018年7月份，被告人吴光余从孟凡亿处购买野生蟾蜍约1万斤。

　　15.2018年4月至8月份，被告人吴永琴从孟凡亿处购买野生蟾蜍约2.4万斤用于水产销售。

　　灌云县公安机关在抓捕徐开浪时，在徐开浪家中查获活体蟾蜍14 袋，共计3317 只，经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送检的14 袋动物是中华蟾蜍。在孟凡义家中查获活体蟾蜍187 箱，共计8245 只，经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送检的187箱动物中有5 只为金线蛙，2 只不确定物种，其余均是中华蟾蜍。在抓捕吕建华时查获活体蟾蜍412只，经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送检的均是中华蟾蜍。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介入侦查引导取证

　　介于该案该案上下游涉案人员多且分布范围广的特殊情况，灌云县院与公安机关就案件定性与侦查取证方向进行会商。灌云县人民检察院针对该案上下游涉案人员多且分布范围广的特殊情况，联合公安机关深挖彻查。孟某收购的数量高达125.8万只，但是徐某卖给孟某的仅有11.5万只，多出来的110万只存在疑点，我们立即引导公安侦查机关赴安徽、盐城等地调查取证，公安机关经过取证，挖出徐开浪的另外两个下线，涉案野生中华蟾蜍数量从3317只增加到145万只。同时和本院公益诉讼部门召开联席会议，针对案件定性、涉案蟾蜍数量、流向等问题引导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完善证据体系。

　　（二）审查起诉

　　审查起诉期间，在案犯罪嫌疑人均表示认罪，但有的犯罪嫌疑人对其在参与犯罪数额作出辩解。

　　经审查，灌云县人民法院认为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孟凡亿等人通过收购、贩卖蟾蜍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但是案件证据还存在以下问题:1.目前孟凡亿收购的数量和嫌疑人卖给其的数量不一致，查清孟凡亿还有无其它上线。2.查清流转到上海、无锡等外地的蟾蜍是谁收购的，收购的数量是多少，收购的蟾蜍是如何处置的。3.查清其中三名犯罪嫌疑人吴永琴、吴光余、施梅香的具体收购数额，其供述远小于现有证据证明的斤数。同时，灌云县刑事检察部门及时将案件线索移送公益诉讼部门处理。

　　（三）出庭指控犯罪

　　2019年8月16日，灌云县人民检察院对孟凡亿等15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灌云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21年9月27日，灌云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孟凡亿等15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庭审中，15名犯罪嫌疑人对指控的罪名均未提出异议，部分被告人提出以下辩解及辩护意见:1.周荣华等人的上游犯罪暂未抓获归案，无法认定其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2.掩饰隐瞒罪的刑期不应该高于上游非法狩猎的刑期。3.孟凡亿、徐开浪不构成“情节严重”，不应当以收购次数作为依据来认定，收购蟾蜍一次价值小，不能认定和普通财物一样以次数认定。

　　针对上述辩护意见，公诉人答辩如下:1.上游犯罪事实成立指的是上游犯罪行为确实存在，不要求必须是已经由刑事判决确认的犯罪，亦即无论上游犯罪的嫌疑人是否归案、是否被判处刑罚，均不影响上游犯罪事实的成立，更不影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认定。在此情况下，有一定证据证实上游犯罪实际发生且事实上成立犯罪，即可确定掩饰、隐瞒的对象是犯罪所得。2.在非法狩猎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两罪之间，谁为上游犯罪，是先有捕猎还是先有收购无法确定，公诉人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先有非法狩猎。非法狩猎就是上游犯罪。如果没有被告人的非法收购，老百姓也不会自己去抓癞蛤蟆。辩护人提出的学理解释不能对抗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掩饰、隐瞒罪的司法解释也没有关于下游犯罪与上游犯罪刑期关系的司法解释。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收益，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10次以上，或者3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5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有明确的司法解释，应当按照司法解释来认定。

　　（四）

　　社会治理

　　2020年2月28日，灌云县人民检察院针对野生动物保护多头管理存在监管漏洞问题，牵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农业农村局、交通运输局、公安局、司法局等7家单位，召开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圆桌会议，并会签了《关于建立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管理领域工作衔接机制的意见》，对野生动物疫病监测、运输运营等履职要点进行梳理，推动建立联合执法、案件会商与咨询、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公益诉讼工作衔接等6项机制，加强对非法猎捕、繁育、交易、运输野生动物的打击力度，维护生态环境安全，从源头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全面助力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取得实效。

　　【指导意义】

　　1.办理掩饰、隐瞒类刑事案件应当加强部门间协作。针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上下游涉案人员多且分布范围广的特点，要明确上下游具体人员，涉案蟾蜍数量、流向，制定详细补充侦查提纲和需追诉人员名单，必要时候，可以联合公安机关深挖彻查。检察机关办理刑事犯罪案件也是公益诉讼线索重要来源，公益诉讼检察部门要主动加强与刑事检察部门的沟通协作，借助刑事检察力量，及时引导公安机关在侦查刑事案件中注重收集固定公益诉讼证据，有效完善公益诉讼证据体系，提升庭审对抗能力。

　　2.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到底是属于上游犯罪还是下游犯罪有时候并不能严格作出区分。在非法狩猎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两罪之间，谁为上游犯罪，是先有捕猎还是先有收购无法确定，不能简单地认为先有非法狩猎，非法狩猎就是上游犯罪。譬如在本案中，如果没有被告人的非法收购，老百姓也不会自己去抓蟾蜍，故不能一概认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就是下游犯罪，量刑就不能高于上游犯罪。同时，在此类案件中，上游犯罪事实成立指的是上游犯罪行为确实存在，不要求必须是已经由刑事判决确认的犯罪，亦即无论上游犯罪的嫌疑人是否归案、是否被判处刑罚，均不影响上游犯罪事实的成立，更不影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认定。在此情况下，有一定证据证实上游犯罪实际发生且事实上成立犯罪，即可确定掩饰、隐瞒的对象是犯罪所得。

　　3.立足检察职能积极推动社会治理完善。检察机关在办理公益诉讼案件中应注重发现社会治理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检察建议、召开圆桌会议等方式督促职能部门正确履职。本案中，检察机关发现相关职能部门存在履职不到位的问题，牵头六部门召开“圆桌会议”，推动形成野生动物保护齐抓共管新格局，为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和重大公共卫生风险防控提供保障。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三百一十二条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