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名叫克鲁士的葡萄牙人，在他所撰《中国志》中，写有一段关于广州城饭馆林立的观感。耐人寻味的是，他将饭馆与打官司联系在一起做思考，“因为打官司一般从十点左右开始，又因城太大而很多人住家太远，或者有人因事从城外进城，所以市民也好，外人也好，都在这些饭馆吃饭。当有人遇到从外地来的或者好些天没有见面的熟人时，相互致敬，他马上问有没有用过饭，如果回答说没有，马上带他到一家饭馆，在那里私下吃喝。那里有的是酒，比印度任何地方的要好。”

　　这个现象，今天的我们并不难理解。衙门前面的街道，往往成为饭馆密集之处。在衙门从事公职的人，被官司缠身未知输赢的人，从郊外进城来不及回家用餐的人，都可能走进饭馆。在吃饭喝酒的同时，开展某些社交活动。酒菜不过是手段，如何打好官司才是目的。无疑，谁都明白打官司并非小事，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深谙此道、擅长钻营的胥吏，在正规的法律程序之外，常常掌握一定的操作空间。然而，他们的诉讼业务从不在公堂之上办理，而是在饭馆的觥筹交错中进行。从这个角度看，诸多饭馆发挥着中介作用，乃至成为一个打官司的隐形平台。经营饭馆的老板们，巧妙利用不同人群的不同心理，经由提供特殊的服务空间，获利多多。

　　在这种情况下，“升米公事”就分外引人瞩目。

　　袁中郎的《珂雪斋集》中，对二哥袁宏道担任吴县（今苏州）县令时的廉洁作风有过这样的描述：“公机神朗彻，遇一切物态，如镜取影，即巧幻莫如吴门，而终不得遁，故遁词恒片语而折，咄嗟狱具，吴人谓之‘升米公事’。自非重情，无所罚赎，杖之示惩而已。以故署门酒家萧条，皆移去……居常不发私书，尘复函数寸，期年而政已成。公为令清次骨，才敏捷甚，一县大治。”

　　一升米，约一斤六两，“升米公事”，形象地显示了极其低廉的行政成本。这其实是袁宏道“机神朗彻”地审理案件的结果。与之相对应的，是官署前的街道酒家萧条纷纷移到了别处。“清次骨，才敏捷”的袁宏道，就是如此让吴县得以大治。

　　还有一位廉洁官员于宗尧，跟他有异曲同工之美。明代戴兆祚的《于德公政记》，记载了于宗尧的事迹：“茶坊酒肆开张射利到处有之，然未有如吾虞之多者。只辛巷、市心街、卷荐弄三处已有十数家。因近县治，便衙役之贪饕也……其风炽于李知县，害民尤盛。公（于宗尧）廉知之，立法严禁，先责邻五保结，又取本人改业甘结，犯者牵连惩治，决不少恕。三四月后，不惟酒肆闭户改业，并茶坊亦绝迹也。岁省民金钱何限。”

　　虞山下的常熟县城，越是靠近县衙，茶坊酒肆越兴盛。每天，衙役们引类呼朋，聚群豪饮，此往彼来，没有空闲的时候。一坐下来，酒钱就以千计，仅仅辛巷、市心街、卷荐弄这三处，茶坊酒肆的每天所得，就有四五百金之多，显然都来自民脂民膏。于宗尧明白这种现象背后的严重隐患，出于廉政之需，他果断立法严禁，并且采取了相应措施。很快，三条街上不少酒肆悄悄关门改行，茶坊也在县衙前绝迹了。这为老百姓节省了大量不必要的开支。

　　当然，不许在县衙门前开设茶坊酒肆，尚属治标之举，但至少告诉我们，改进行政诉讼，简化诉讼程序，廉洁诉讼文化，历来是一个必须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