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员额快两年了，你的感受如何？”每次面对身边亲朋好友的询问，我都会打开话匣子，向他们讲述我的履职感悟。

　　2016年3月，我30岁。通过严格的专业测试，我成为了司法体制改革第二批试点检察院首次进入员额的检察官。员额检察官，这几个字分量很重，对我是一种莫大的肯定和激励。入额后，最明显的是感到手中的“权力”变大了，此前，不管简单还是复杂的案件，起诉书都需报分管副检察长审批，而现在，绝大多数案件都得靠自己把好关。

　　如何扛起这份责任？我的回答是：让自己变得更专业。检察工作专业性极强，必须持续学习，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善于主动思考，并把这种研究型思维带入日常工作中。

　　2016年9月，入额仅半年的我接手一起“不一般”的强迫劳动案：2005年到2007年间，犯罪嫌疑人熊某先后雇请孙某等人来到武汉，强迫她们在自己店内从事按摩工作，直至2016年6月案发。

　　到案后的熊某拒不认罪，还辩解其与员工之间只是业务关系，既没有限制其人身自由，也没有强迫其劳动。

　　面对繁复的案卷，我通过对大量判例进行分析对比发现，传统的强迫劳动案件中，被告人多会从身体上限制被害人自由，而该案中熊某的犯罪手段却有很大不同。

　　“熊老板承诺我们走的时候给工资，她说现在给工资会被家里人要走。”面对案卷中诸如此类的话语，我作出判断：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制。

　　然而，此案时间跨度长达11年，证据又非常单一，仅有被害人陈述，且前后不一，因而公安机关在移送案件的时候对是否构成强迫劳动罪也持有疑虑。

　　我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引导公安机关从收集书证入手。后续收集来的书证显示，熊某强迫被害人打下的“收条”、签下的“合伙协议”等，与被害人此前的陈述产生很大矛盾。抓住矛盾点一一追问，被害人作出了真实清晰的陈述，将整个案件理清，并结合熊某扣发工资、扣留身份证等行为，证实了其通过精神控制强迫她们劳动的犯罪事实。案件起诉到法院后，检方指控的罪名及事实均得到判决认定，熊某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只有专注专业，才能更好地坚守公平与正义，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在众多的感悟中，这大概就是我最想表达的。

　　（何秋珠口述，本报记者周晶晶通讯员田第潘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