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记载了一则令人辛酸的案例：县令沈炳垣根据太守命令复审一起盗窃案件。

　　“盗贼”一见沈炳垣就哭道：“你是新阳县的‘沈青天’吗？不知道什么人把赃物摺匣藏在我家门口的稻草堆中，现在官府以这个摺匣为由定我死罪。如果真是我作案的话，偷盗的赃物应当藏在家中或者毁之灭迹，怎么会放在门外的稻草堆里，让所有人都可以发现呢？”沈炳垣全面审查案件后认为，此人确系被诬，“白之太守，请为昭雪”。太守反问沈炳垣：“你能平反这个案子当然很好，但是，日后倘若抓不到真盗，将唯你是问。”沈炳垣只好退出该案的审理，这名所谓的“盗贼”最终被定罪判刑。

　　是什么让一位被誉为“青天”的官员面对冤假错案只能无奈地保持沉默？恐怕与当时的考绩和追责机制不无关系。“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为督促官员将缉盗安民作为第一要务，清朝制定了严密的责任体系。第一，将盗案发生率作为州县等地方官员的主要政绩考核指标之一，盗案多发被视为官员治理才能低劣。第二，明确了盗案从上报、勘验、缉拿、审讯、押解等各个环节的操作规范及追责规定。盗案一旦发生，必须如实层报上级，隐瞒不报的将严厉追责。办案中骚扰民众、致使嫌疑人伤亡、押解中发生逃亡或劫囚等意外事故的，都将严厉追责。第三，未在法定期限内破获案件的予以处分。一般破案期限为六个月，有时可延期至一年。法定期限届满未破案的，直省总督、巡抚、提督等负有监管职责的上级官员，必须将直接责任人题参到中央议定处分，此为“一参”。“一参”后，直接责任人将被暂停晋升、停发俸禄，并可获得一年的延期继续缉拿盗犯，一年后不能获盗过半的，则督抚等上级官员再次题参，即为“二参”。“二参”之后，再给限一年，仍不获的则“三参”乃至“四参”。“四参”仍不能获盗过半的，州县官等直接责任人轻则降职，重则罢黜。

　　尤为严苛的是，未完成缉盗任务的追责处分不仅对官员本人产生较大影响，还直接影响其继任者。一方面，辖区发生盗案且尚未拿获案犯的官员，原则上不得交流、晋职；确因回避、丁忧、疾病、特旨升调等缘由必须离任的，将给予罚俸一年的处分。为此，在破案期限届满之前称病告假，成为一些官员规避追责处分的一个办法。针对这一情形，乾隆十六年（1751年）规定，未完成缉盗任务而告病离任的，将来复出补官之日应将原处分施于新任。另一方面，破案责任顺延至新任官员。只要盗犯未获，新任官员必须接替承担缉盗任务，时限仍为六个月。法定期限届满仍未获的，则议以降调或革任。必须指出的是，案件告破、拿获盗犯并不等于高枕无忧，若是对案件的处理意见层报刑部后被驳回，作出拟断和同意此拟断的上下各级官员都将承担连带责任。此外，在盗案的行关、移文、咨照等任一环节出现问题，相关责任人都将承担轻重不等的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

　　时人曾感叹：“府州县官，左顾则罚俸至，右顾则降级至，左右顾则革职至。”清人汪辉祖更形象地指出：“州县官如琉璃屏，触手便碎，诚哉是言也。”州县辖境之大，人口之多，古代交通极为不便，案发后由民众报案至官府，官府再派人勘验现场已是若干天之后了，不仅疑犯逃之夭夭，可能案发现场也已破坏殆尽。盗案从受理、勘验、缉捕、押解都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当时没有专业的刑侦人员勘验现场、提取痕迹证据、锁定案犯，也没有得力的警察队伍组织跟踪、开展抓捕，甚至办案经费也得不到有效保障。州县官最为苦恼的经费问题，清朝主要有中央勒令各省督抚尽责保障、督抚强行要求州县官保障，或者以州县官的罚俸银保障等几种方案，不外乎“羊毛出在羊身上”，由盗案发生地的地方官员想办法筹措。如知府张集馨记载了道光年间，山西通过募捐筹集办案经费的情形：“卑府酌定章程，拟商各属，缺分优者，每月捐银三十两，缺分瘠者，每月捐银十五两，以一半发为缉捕之费，以一半存为解犯之用。”

　　显然，朝廷期待的“天下无贼”“限期破案”等治理任务与地方官员拥有的治理资源和治理能力并不匹配。发生盗案不仅意味着对地方官员政绩的负面评价，还将带来短期可见的负担加重、支出增加等经济利益损失，以及破案不能、破案后定性错误、处理不当等不可控的追责风险。面对严厉的追责，规避风险成为地方官员的首选，因此催生了愈演愈烈的“讳盗”现象。除了前文所述的拷掠良民诬为盗贼外，有的暗自指使捕役贿赂别案查获的盗犯，自认其为本案的伙盗或盗首；有的谎称盗犯被杀死、溺死以结案；有的诱导、压服被害人撤回报案。

　　清代张英的《鸡犬·诫讳盗也》生动描述了当时司法实践中的“讳盗”场景：“老翁匍匐诉县官，未语吞声先出涕。县官无端怒且嗔，案头老吏识官意。区区为尔稻粱谋，谁肯明廷干吏议。吁嗟老翁夫岂愚，翻然摇手向官吏。”面对失窃老翁伏地哭诉，诗中的县官不但无动于衷，而且暗中恼怒老翁的不知趣，居然前来报案。这时擅长揣摩上意的老吏暗示老翁，这些区区小事不要拿来连累县官。老翁领会了官吏的暗示，“翻然摇手”不再报案。

　　据不完全统计，大清律例中的“地方缉捕窃盗”目，从康熙七年至光绪九年（1668年—1883年）陆续增加166条，严厉惩治缉盗中的各种弊端；“讳盗”目从顺治初年到嘉庆十二年（1644年—1807年）新增12条，对文武官员欺上瞒下的讳盗行为予以严惩。然而，愈来愈严的责任体系促使讳盗更为隐蔽、更为复杂多样，造成了清朝中晚期“缉盗之功令弥严而文武讳盗之锢弊转甚”局面。令人深思的是，地方官讳盗不仅是一个经济人的理性选择，还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州县官在地方上集行政司法于一身，上有担心盗案牵连的上司遮护，下有精于诈民的捕役老吏辅助，只要对报盗的民众略施小计，完全可以让一件盗案消弭于无形。对此，朝廷似乎也心知肚明。如清初名臣熊赐履与康熙帝的奏对中，康熙问：“如今外面盗贼稍息否？”熊赐履奏道：“臣阅报，见盗案颇多，实有其故……设官以弭盗，而官即讳盗。官之讳盗，由于处分之太严。”这个难题恐怕会让如今的我们感到不可思议。

　　埃里克森在《无需法律的秩序》中告诫：“法律制定者如果对那些会促成非正式合作的社会条件缺乏眼力，他们就可能造就一个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世界。”清朝盗案治理的实践启示人们，一项制度从纸面上的法落实成为行动中的法，关键在于是否理性地认识到，制度的执行人是有着趋利避害心理的普通人，是关心国家大事但更关心自身仕途升降的利益人。若是制度设计不能让人自觉自愿地参与到规则中来博弈，必然导致“讳盗”等非正式的互通与共谋，致使严密的制度设计终究会归于无效。